吴头楚尾江淮人士-吴头楚尾什么意思

1.广德县的文化

2.江西的民风民俗

3.明光的历史沿革

4.江西庐山为何会成为避暑胜地

5.方言是如何形成的?

广德县的文化

祠山文化

祠山文化，是指西汉末年起，以安徽省广德县横山为中心，遍及江淮和东南沿海广大地区，由缅怀治水英雄张渤关爱民众、弥灾捍患、勇于献身的精神而形成的官民共祷的祭祀文化，因唐玄宗赦封横山为祠山得名。 ”张渤治水的传说“，被列入广德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吴文化　　

广德早期是一个传统的吴文化地区。据县志记载：建安初，孙策平定宣城以东地区，孙吴分故鄣县地始置广德县。广德虽然地处吴头楚尾，但区治上多隶属江浙。从唐末至宋以来，虽然战乱不断，广德基本上是受以扬州（今江苏扬州）、建康（今江苏南京）为中心的地方势力控制。吴、南唐政权多次曾派使前往广德祠山祖殿祭祀祈祷。

元至正十四年，改广德军为广德路，属江浙行中书省。元至正十六年，朱元璋改广德路为广兴府（不久改称广德府），属江南行中书省。明初，改广兴府为广德直隶州。因此，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量，早期的广德应是吴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从广德甘溪沟土著人吴侬软语的方言中，也可以窥见广德地区早期吴文化的渊源。另外的因素就是就是祠山文化的兴起与传播。

明朝徐应秋《玉芝堂谈荟》称“雷之布鼓，登之鬼市，河源地丘之神债，广德祠山之埋藏，是谓天下四异，非妄传也。”可见，祠山文化来源于吴越，勃发于广德，又张扬于吴越大地。祠山文化，既具有吴文化的典型特征，又是吴文化发展的一个极至。

徽文化

明清时期，徽文化逐渐成为广德的主流文化：

祠堂，起始于徽州，是徽州人文思想的高度物化，是封建宗法制度的载体，是族权自治的象征，也是徽州人最基本的人居环境。徽州的祠堂文化和牌坊文化、谱牒文化一起，组成了支撑封建宗法自治制度的三根支柱。自宋朝始，徽文化被徽商带进广德。随着徽商在广德的发展，宗法自治制度也带到广德，通过几十代人几百年的努力，徽文化以潜移默化的形式，经过同广德的本土文化的不断撞击、融合，从最初的互相排斥到后来的相互包容。发展到明代后，徽文化在广德地区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从幸存的凤桥大范村的范氏宗祠、誓节芦塘陈氏宗祠中，不仅能窥见徽派建筑艺术的精髓，更能洞见宗法自治的物化形式——祠堂管理模式。

牌坊作为徽派建筑艺术的代表，在广德的留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广德人对徽文化的接纳和归属。

谱牒文化与牌坊相似，广德保留下来的诸多宗姓的族谱，也反映了徽文化的影响作用。

移民文化

现代广德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多元的移民文化，具有包容性的特点。在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的半个多世纪中，广德逐步形成了以河南移民带来的中原文化和湖北移民带来的西楚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结构，其中尤以河南省光山县移民为众。

起初，这种移民文化是以较为封闭的形式存在，形成以村、镇为单位的文化割居现象。但是，经过半个世纪的两代人努力，广德的本地人和各地移民通过联姻、商贸、生产和社区活动等形式，加强了不同宗教、习俗、教育、伦理道德之间的各种文化交流。通过交流，各种文化扬长避短，取舍有度，从而形成了相互包容的地区特色移民文化。

四合地蹬子戏，四合地蹬子戏又名“地花鼓戏”，地摊子戏，是盛行在四合乡耿村、焦村、宏霞村的遐嵩片以及梨山一带的一种民间戏曲，是不需舞台的广场表演形式。因具有不受场地、时间限制等优点，所以受到广大老百姓的喜爱。2010年4月，四合地花鼓戏被宣城市人民政府、宣城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授予“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

桐夭村的旱船，旱船也称龙船、彩船。它是我国民间的一种游艺。广德县最有名气的旱船当数桃州镇白桥村（原属高湖乡）桐夭村的旱船。该地旱船起源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至今已有九十余年历史了。

广德四绝，就是在安徽广德县境内的四道特色菜，它们分别是：杨滩镇境内“御桌珍馐桐花鱼”，横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珍禽美味横山雉”，卢村乡的“山珍之珍笄山笋”，誓节镇的“珍稀沙河鳖”。

广德天下第一鲜，广德县的天下第一鲜是只需要闻到它的香味就能让人垂涎欲滴。而天下第一鲜却是无意中得来的美食。是靠嗅觉就能判断是否地道的一道汤菜。是专属于广德的味道。 民众教育馆

广德县民众教育馆始建于民国13年（1924），馆址在文庙西侧（现人民广场西）。25年迁至西大街真武庙（现增谷路北端）。次年，抗日战争爆发，改称流动施教团。32年，复称民众教育馆，馆址在西南乡崇法寺。其主要活动为开展平民教育，设有问字处，阅报处、图书室等。抗战前后，曾组织过球类、棋类、歌咏、婴儿健康、自由车（自行车）比赛和小型业余演出，并举办“抗日建国图画展览”、“国货与敌货展览”等。34年底，民众教育馆停办。

文化馆

县文化馆建于1950年2月，馆址设在北大街。初称为广德县人民教育馆，次年改称县文化馆。1957年迁入南二街（今桃州路）新址。1969年1月，县文化科、文化馆、新华书店等单位合并成立“思想宣传社”。一度文化馆又与桃州戏院合并。1978年恢复原建制后干部、职工逐年增多。1987年底，有干部、职工20余人，设行政、宣传、文艺3个组。

区、乡（镇）文化站1953年全县9个区各设有1个文化站。此后，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变更，1956年只设誓节、柏垫、邱村3个文化馆。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除城关外，又改设五个公社文化站，1962年，原公社文化站升格为区级站，改称为中心文化站。1975年，各站都新建了办公用房，增加了人员、设备。1976年5月，开始试办社办公助文化站。1986年全县有乡办公助文化站23个，其中砖桥文化站建有两层楼房1座，设图书、游艺、录像放映等室。1987年底，全县共有乡（镇）文化站28个，人员36人。

图书馆

广德县图书馆的前身是县文化馆图书阅览室，原藏书4500册。1981年与文化馆分开，单独建馆，有馆舍150平方米，管理人员4人。以后，人员、藏书、设备逐年增多。1987年底，有工作人员12人，藏书45300余册，其中善本古籍1852册，期刊报纸330余种。读者人数已由建馆初期的每月几百人次增至2000余人次。

档案馆

1958年11月，中共广德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档案室合并成立广德县档案馆，有专职干部2人。1963年11月，广德县档案管理科成立，与县档案馆合署内公，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开始后，机构裁撤，人员下放。1973年7月恢复县档案馆。1980年11月成立广德县档案局，仍与县档案馆合署办公。1987年底，有库房296．5平方米，人员8名，收藏档案全宗85个，各类档案、资料计27121卷（册）。其中文书档案12925卷，科技档案135卷，专门档案2676卷，资料11385卷。长期以来，档案只供内部使用。后经全面整理，部份向社会开放。1980～1987年为各界人士提供凭证和数据资料1．7万余卷次。1987年县档案馆被评为全省档案工作先进单位。 大圣宝塔

位于桃州镇迎春街北侧，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始建。初为五层六门砖塔。宋元符二年（1099）十二月二十七日夜“为火焚”。元符三年（1100）至崇宁四年（1105）六月，由宋荣、宋宗弟兄领头重修为七级浮屠。后几经修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遭火灾，飞檐、楼板、塔顶化为灰烬，仅存砖制塔体。1956年11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7月，由国家文物局拨款重修，1986年4月全面修复。现塔高42米，底座周长26．4米，七级六门，六角飞檐。覆铁锅式塔顶，飞檐均铺青灰色简瓦，造型瑰伟。塔侧尚存唐代古井一口和明代植银杏树一株。

崇法寺

位于四合乡洪冲村耿村河北岸。据史志载：该寺始建一说在唐贞观间（627～649），一说在唐天衤右中（904～907），后历代多次修缮。原寺院有三座殿宇，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一进西侧有戏楼，后殿已毁，现存中进大佛殿和前进天王殿，现存建筑经国家文物局和南京工学院专家鉴定，其主体为明代结构。1983年6月，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保安寺

又名崇福寺，位于砖桥乡陈家边保安山。唐天宝七年（748）建，后圮，明代重修。清康熙六十年（1721）、乾隆二十五年（1760）重修，咸丰十年（1860）战乱又毁。同治间（1862～1874）重修大殿，光绪十八年（1892）再修。该寺原为三进两院，中进与后进1968年拆毁。仅存前殿，为典型的清代建筑，现作民居。

桥头村戏楼

位于卢村甘溪桥头村，始建年代不详。太平天国革命前尚有祠山庙宇及看楼，与戏台组合成群。现存建筑面积86．4平方米，舞台用木板铺成，台面高出地面2．2米，台口宽2．74米，进深3．43米，面积约20平方米，总体结构为明架抬梁，山墙架穿斗式，现楼面及部分梁架已朽，总体面目犹存。

陈氏宗祠

位于誓节镇芦塘村左，祠内碑文记载系明万历十八年（1590）重修，砖木结构，三进两院，总面积668．5平方米。未曾大修，仍基本完好。范氏宗祠原称范公祠，亦名文正堂，为祀宋名臣范文正公仲淹的祠庙。位于凤桥乡范村村中，砖木结构。原为二进一院，占地512平方米。门外石狮一对。现存后进5间，面积123平方米，基本完好。该祠宋绍兴九年（1139）初建，明景泰三年（1452）重修，主体为明代建筑。《范氏宗谱》称系文正公二子纯仁后裔所建。 省级

广德民歌，皖南根雕，明德折扇。

县级

第一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张渤治水传说，柏垫西坞马灯，东亭狮子舞，柏垫张复菜刀制作技艺，广德绿茶制作技艺，誓节桑园木榨榨油技艺，誓节杨杆传统制陶技艺，邱村芦塘凉席传统编制技艺，广德祠山庙会。

第二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戏，刘文静与灵山寺传说，桃姑迷宫传说，东亭湖的传说，“三山不见山”传说，高庙米酒，甘溪方言，易棋。

第三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青狮墩(灯)、郎步街(西关街)的传说、建平竹篮编织、大王龙灯、海峰造纸术、横冲旱船(灯)、大费金龙(灯)、邱村民歌(车水号子与薅秧号子)、山北船灯编织扎制、老鸦山闷酱腐乳制作、太极洞的传说、耿村竹编、大板龙、娘娘石的传说、仁和竹编。

江西的民风民俗

1、采茶戏：赣南采茶戏是江西地方戏曲之一。它是由民门采茶灯和民间灯彩相结合发展演变而成，后又吸收了南昌地区的民间舞蹈并与之相结合。南昌采茶戏表演诙谐风趣，唱腔优美深情，有着浓郁的南昌乡土气息。

2、“六月六晒龙袍”：传说每年农历六月初六，是龙王爷及寺庙菩萨晒衣袍的日子，这天“阳气”足，气候干燥，经六月六日晒过的衣物，不会发霉，不会被虫蛀。所以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翻箱倒柜，将家里所有的衣物全搬出来晒。这一习俗，实际上也是对太阳的一种崇拜。

3、求子：江西南昌地区的求子风俗很具地方特色，古时南昌，在西湖区的中心处有一高土桥，桥上有石柱栏杆12根，每年八月十五之夜，妇女们来到桥上，待月至中天，便用手在高桥两旁的石柱上抚摸，甚至纳入怀中，据说如此这便可生男孩。

4、戈阳腔也叫戈腔，又称高腔，是我国地方戏中著名四大声腔系统之一。元未明初，在江西省戈阳县形成而得名。戈阳腔主要表演特色是动作大，身段严谨、场面热闹，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适合民间演出。现在我国有11个省的高腔剧种与戈阳腔有渊源关系。

扩展资料

江西全省共38个民族，汉族人口最多，占总人口的99%以上。少数民族有回族、畲族、壮族、满族、苗族、瑶族、蒙古族、侗族、朝鲜族、土家族等37个。少数民族中畲族聚居；瑶族部分聚居；其他各少数民族均为散居性质。

江西畲族人口约占全国畲族人口的九分之一。畲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无本民族文字。山歌是畲族文化的明珠，渗透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口传心授，代代相传，内容丰富，有叙述民族起源和迁徙经过的长篇叙事诗歌《高皇歌》和《麟豹王歌》，有表现爱情、歌颂劳动与生活的《杂歌》等。

结婚时，女方殷勤招待，但开始时桌子上空无一物，新郎要唱山歌，要什么唱什么，要酒唱酒歌，要筷唱筷歌，新郎唱一首厨师和一首，一唱一和，新郎要的东西应声而来，用完酒饭新郎再一首一首把桌上的东西唱回去，厨师也唱着歌来收席。

瑶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瑶族热情好客，讲究礼节，家中来客，一般男女分桌进餐，不能让老人和客人自己去盛饭。进餐完毕要双手举筷道“谢谢”。瑶族婚俗一般不与外族通婚，结婚日子不能选在双方父母的葬之日。男子不准坐在碗厨前面，因为是女人往来停留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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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光的历史沿革

先秦时期。夏、商、周时期，明光分属扬州、徐州、青州，周代后期为徐国等方国领地。

春秋时期，为吴国善道地，是吴、越、楚争峙场所。战国时期，越灭吴，属越国；公元前306年楚灭越，属楚国，居于“吴头楚尾”。

秦汉时期，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年）灭楚，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天下，称始皇帝，车同轨，书同文，废分封，置郡县，始有盱眙县（治今盱眙县城北）、淮陵县（治今女山湖镇邵岗境内），明光为盱眙、淮陵两县辖地，先后属泗水郡、东海郡。

三国时期，属魏国徐州（仍治彭城）下邳郡（国）（治古邳镇），仍设淮陵县（仍治故淮陵城）。后期沦为弃地。魏咸熙二年（265年）十二月，西晋代魏，仍之。淮陵县（仍治故淮陵城）仍属徐州（仍治彭城。元康年间，改治下邳，今古邳镇）下邳国（都古邳镇）。太康元年（280年），改属徐州临淮郡。元康初（约291年），分临淮郡淮陵县置淮陵郡（仍治淮陵，淮陵故城），设淮陵县。永宁元年（301年），设临淮国（仍治淮陵故城），仍属徐州。永兴元年（304年），又侨置堂邑郡（治淮陵故城），后废。永嘉乱后，荒废。

东晋大兴三年（320年），侨置淮陵郡（改治今明光市女山湖镇，原称旧县集），属北徐州（治钟离县，今凤阳县），后废。南朝梁中兴二年（502年）四月，萧梁代南齐。初属南兖州（治广陵县，今扬州市），后改属淮州（治淮阴，今江苏淮安市淮阴区淮河南岸）淮阳郡（治淮陵侨县，今明光市女山湖镇，原旧县集），设淮陵县（侨治旧县集）；盱眙郡（治盱眙，今县城东北）设阳城县（今明光市故淮陵城）。又属北徐州（治钟离县，今凤阳县），济阳郡（治睢陵侨县，今女山湖镇），设睢陵县。

南陈永定元年（557年）复名睢陵县。太建五年（573年）五月伐北齐，逐渐恢复旧制。北徐州（治钟离县，今凤阳县）济阴郡（治睢陵，由东魏济阳郡改，县由北齐池南改，今女山湖镇）设睢陵县。阳城县（治淮陵城）仍属南兖州（治广陵县，今扬州市）盱眙郡（仍治盱眙故城。太建五年九月戊子，改属谯州。七年三月辛未，改属南兖州）。北朝北周大象元年（579年）十二月，地入北周。今市境设置有：西楚州（由徐州改。治钟离县，今凤阳县）济阴郡（治昭义，今女山湖镇。同时改陈睢陵县为招义县，又写成“昭义”）。吴州（改陈东广州为吴州，仍治广陵，今扬州市）盱眙郡（治盱眙故城）设阳城县（仍治故淮陵城）。北周大定元年（581年）二月为隋取代。

隋唐时期，隋朝开皇元年（581年）仍沿袭旧制。开皇三年（583年）废郡，撤销阳城县，改昭义县为招义县（仍治女山湖镇），改属濠州（治钟离县，今凤阳县）。大业元年（605年），改招义县为化明县（《太平寰宇记》称，开皇二年，以光德太子名昭，改招义县为化明县）。大业三年四月，改濠州为钟离郡（治钟离县，今凤阳县），化明县改属扬州刺史部钟离郡。隋末，县民马薄据县，改置化州，分置济阴县，共设2个县，属之。大业十四年四月为唐取代。唐朝武德二年（619年），析置睢陵县（仍治淮陵故城），济阴、睢陵、化明3个县属化州（仍治今女山湖镇）。三年，撤销济阴、睢陵县、化州，改化明县为招义县（仍治今女山湖镇），改属濠州（治钟离，今凤阳县）。士人杨益曾于武德二年自据招义县化州，四年归国。贞观元年（627年），濠州属淮南道（地理区域）。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淮南道为一级政区（治扬州，今为市）。天宝元年（742年），濠州改为钟离郡。乾元元年（758年），钟离郡改为濠州。安史之乱后，濠州改属武宁军节度，又叫徐泗节度感化军（治徐州）。天祐四年（907年）四月唐朝灭亡。

宋元时期，北宋时招义县（仍治女山湖镇）属濠州（治钟离县，今凤阳县），初属淮南道。乾德元年（963年），招义县改属泗州。太平兴国元年（976年），改招义县为招信县，仍属泗州（治盱眙，今同）。至道三年（997年），泗州改为淮南路（治扬州），属之。熙宁五年（1072年），泗州改属淮南东路（仍治扬州）。金天会五年（1127年）二月北宋灭亡，同年五月一日赵构在杭州建立南宋，置招信军，属淮南东路（仍治扬州）泗州。建炎四年（1130年），招信县改属淮南西路（治庐州，今合肥）濠州（仍治西古城）。绍兴四年（1134年），招信县改属泗州。七年，泗州改属淮南东路（仍治扬州）。十二年正月，升天长县为天长军，盱眙县和招信县改属淮东路天长军。五月，废天长军，复升盱眙县为军，隶淮南东路，辖招信、天长两县。年底，改属招信军（治盱眙，今同）。绍兴二十一年，入金。后复，仍之。元朝初年，盱眙初为招信军治。至元十三年（1276年），行招信路安抚司事，辖盱眙、天长、招信、五河四县。至元十四年，在盱眙县治立招信路总管府，招信县（仍治女山湖镇）改属江淮行省（治扬州，后升为路）淮东道（治扬州路）昭信路，又称招信路（仍治盱眙，今为县）。十五年，招信县所隶招信军改属临淮府。二十年，撤销招信县，并入盱眙县，同时在招信县治设立百户打捕所，后人称这里为旧县。从此，今明光市境内分属滁州、来安、盱眙、定远4个县。至设县前，今明光市境内无建置。盱眙县改属淮安路（治山阳，今江苏淮安）泗州（治临淮，故泗州城，清没入洪泽湖）。二十七年，废临淮府，盱眙县改属泗州。二十八年十二月，今明光市境主属河南江北行省（改治汴梁路，今开封市）江北淮东道（仍治扬州路）泗州（仍治故泗州城）盱眙县等4个县。至正十二年（1352年），盱眙县改属淮南江北行省江北淮东道（均治扬州路）淮安路（治山阳，今江苏淮安楚州区）泗州（治泗州故城）。

明清时期，明光市境内无建置，仍为4个州、县边缘地区。洪武元年（1368年）盱眙县属临濠府（治今凤阳县）泗州，次年盱眙县直属中书省，洪武五年改属凤阳府（治今凤阳县）泗州，清雍正年间升泗州为直隶州，并在今女山湖镇设立“旧县巡检司”。清顺治二年（1644年），盱眙属江南省凤阳府泗州。康熙六年（1667年）撤江南省，设江苏、安徽两省，盱眙属安徽省凤阳府。康熙十九年，泗州城沉没水中，泗泗州州治移至盱眙。雍正二年（1724年）升泗州为安徽省直隶州，隶安徽布政使司，盱眙为属县。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裁凤阳府虹县为泗州，州治由盱眙移至虹县（今泗县）。 中华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统治时代，定远、来安、滁县、盱眙4个县均直属安徽省。民国二十年（1931年）五月，原盱眙县三界士绅邵树谷、吴敬业等人向安徽省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请求变更行政区划，设县分治”，国民党为加强当时盱、来、滁、定4个县边区统治，决定同意设立嘉山县。11月15日，经国民政府内政部和安徽省政府批准，从滁县划出马垣墙、樊山寺、江宁后、盈福寺、小岱山、三都六（张八岭）6个保；从来安县划出嘉山集、尹家集、张铺营3个保；从定远县划出嘉山保、大北保、大南保（大横山堡）、潘家营、三和集、槐墟院6个保；从盱眙县西南部划出自来桥、乌石山、黄寨、鲁山、凤贤集、罗家岭、大越、管店、刘家集、石坝、明光集、许家河、马家岗、红庙集、查家埠、西永兴、爱棠镇17个保，计32个保组成新设的嘉山县行政区域。

民国21年11月初，创嘉山县（治三界镇），属安徽省第五专区（专员驻滁县，今滁州市区）。民国27年7月，嘉山县改属第六专区（专员驻泗县）。二十九年二月二日，撤销皖北行署。民国二十九年四月，将仇集、涧溪、旧县、潘村、古沛、泊岗一带划给嘉山县。七月，将嘉山县改属第九专区，潘村、古沛等地于九月份划归盱凤嘉县。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一月二日，日军再次攻陷嘉山县城三界镇，纵火烧毁整个县城。于二月中旬，在明光镇组建“维持会”汉奸政权。七月十二日，嘉山县伪政权改属“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安徽省”（驻蚌埠）。十月二十八日，“安徽省维新政府”正式成立。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三月，“安徽省维新政府”并入南京汪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九月二十日，汪伪“安徽省政府”（仍驻蚌埠）成立。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汪伪“嘉山县政府”改属“安徽省第三专区”（专员及县政府均驻明光镇）。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伪嘉山县政府也草草收场。日伪政权控制明光、张公岭、三界、管店、三和集等地被国民政府接收。

中国***民主政权。抗日战争期间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二月，***领导的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山镇自来桥成立，汪道涵（海峡两岸对话关系开创者，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中顾委委员，海峡协会会长）担任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隶属于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津浦路东专员公署（驻盱眙县时家集）。民国三十二年三月，与盱眙抗日民主政府合并为盱嘉办事处，民国三十三年十月，又分设。另外，明光市境内还有盱凤嘉县抗日民主政府（1941年至1945年设）。这些抗日政权于三十四年十一月后并为嘉山县，改属苏皖边区第三行政区，直至三十五年九月北撤取消。期间，民国三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国创建了江淮行署。后调整的嘉山县属第一专区。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国解放嘉山县城明光镇。二月，先后成立嘉山县人民政府和明光市政府。四月，改明光市为明光区。四月十五日，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公告，嘉山县改属皖北人民行政公署滁县专区。 明光市矿产资源丰富，明光市地处著名的郯庐大断裂带，地质条件复杂,成矿条件优越，素有山峦藏宝、阡陌流金之誉，目前已发现金属和非金属矿20余种，如铁矿、凹凸棒石粘土、石英石、浮石、玄武岩、花岗石、大理石、钾长石、绢云母、石油等，尤其是非金属矿资源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凹凸棒石粘土是重要的稀有非金属矿，具有良好的吸附、脱色、热稳定、抗盐、造浆及作为添加剂等功能，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建材、造纸、医药、食品等行业。我市已探明储量达2220万吨，居全国之冠，有广阔的开发利用前景，目前海内外投资者纷至沓来。

玄武岩矿是生产铸石的主要原料，铸石具有耐化学腐蚀、机械强度大等性能，广泛应用于化工、冶金、煤炭、建材、纺织等工业，同时，玄武岩又是生产石灰、水泥、装饰板材、人造纤维的原料。明光市的铸石玄武岩储量居全国第三位。

石英砂(硅石矿)，具有耐热、耐酸等性能，主要用途是生产石英玻璃、硅砖、耐火材料和冶炼各种金属的熔剂，并应用于医药、化纤等行业。全市探明储量达700多万吨，属于大型矿床。

绢云母是一种主要用于造纸、保温绝缘材料、建筑陶瓷及磨擦材料等生产领域的原料，超细绢云母还广泛应用于油漆、橡胶、防水材料、医药、化妆品、颜料等。绢云母主要产于以明光南大门著称的张八岭镇，储量大，品质优，适宜大规模开发利用。

花岗岩用于建筑材料、铁路道渣生产，优质花岗石是重要的装饰板材原料。全市花岗岩储量约1亿立方米，主要分布于管店、横山、自来桥等乡镇，开采利用前景较好。

另外，明光市的黄砂资源十分丰富，且质地优良，素以清水砂著称，作为建筑材料，行销华东地区。其他如嘉山集的伊利石；司巷、古沛的铁矿；涧溪、自来桥、招信等地矿泉水、膨润土；女山的彩石、浮石；明光东北部一带发现的石油等，都具有较大的开发利用价值，欢迎社会各界、海内外人士前来投资开发。 水库4个：林东、分水岭、石坝、燕子湾。

湖泊3个：女山湖、七里湖、花园湖。

河流：淮河、池河、白沙河、南沙河、涧溪河、泊岗引河。淮河过境56.7公里,池河过境75公里。 土地面积构成：（1）淮河流域2099平方公里。其中：山区560平方公里，丘陵1160平方公里，平原232平方公里，湖泊127平方公里，占总面积89%（山区占24%、丘陵占50%、平原占10%、湖泊占5%）。（2）长江流域256平方公里为山区，占总面积11%。

耕地面积：省属48557亩，占17.5%（其中潘村湖32230亩、白米山16372亩），旱地4209亩含军事用地；市属耕地面积803352亩（其中水田380581亩，旱地422771亩）。

江西庐山为何会成为避暑胜地

海潮青年：在炎热的夏日，广袤的国土之上向来不缺乏凉爽的山岳，但并非所有凉爽的山都能成为避暑胜地，拥有丰富的 历史 人文元素、能扬名天下、满足游客 旅游 需求的避暑名山，无非就是那几座，江西九江的庐山就是其中的一座，只是在李白发出“飞流直下三千尺”、苏东坡道出“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时候，庐山仍然还不是“避暑胜地”，因为还缺少一些 旅游 地理动作。

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而不少人只知庐山不知九江，九江是江西的北大门，对于被众山环抱的江西来说，九江是江西对外交流的极佳通道；九江是江南 历史 文化名城， 历史 上多次成为郡州府的治所；秦国统一天下后，在原来六国故地都施行郡县制，其中有个叫“九江”的郡，只不过那时的九江郡并非等于今天的九江，其治所在安徽寿春，九江郡的主体在今安徽江淮一带，隋朝的九江郡才大概契合长江南岸的九江。

自汉以后，今天九江的称谓总是在变化，浔阳、浔水、柴桑、寻阳、江州等都有用过，直到南北朝后隋统一中国，江州郡被改为了九江郡，此时的九江郡已经与今天的九江相契合了；唐时废郡复州，就有了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江州；明灭元后，把江州路改为九江府，至此，作为现代名称的“九江”才正式确定，一直到现在。

比起九江曾经的名称多变化，九江城南的庐山在文人墨客的伶牙俐齿和诗词佳作中，其名气始终未变，这就使得壑谷、岩洞、瀑布、溪涧随处可见的庐山，虽然不乏壮观、奇秀的地形地貌，但是它的 历史 人文更占上风，庐山从来就不缺故事。

庐山从哪里来

九江是一座依山抱江湖的城市，境内有大江湖、多山地丘陵，素有“三水四山二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称，九江的地理条件在江西省中可以说是黄金到极致了，但九江长时间以来在声望上，远不如城区南边的庐山，你可能不知道九江，但一定知道庐山，这就是很直观的表现，今天的庐山长约25公里，宽约10公里，拥有90多座山峰，海拔最高的是汉阳峰为1474米，在泛江南地区，已经算高山了。

司马迁是第一个把这座山以“庐山”之名写进史书的，他在《史记》中写道“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而孙放则是最早描写庐山和周围地理环境的人，他在《庐山赋》中写道“寻阳郡南有庐山，九江之镇也，临彭蠡之泽，持平敝之原”；当然庐山还有别称，这些别称在其他古书中也有出现，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被记载以前的数万年，庐山就已经屹立在这里了。

距今约1.45亿-6600万年、长达7900万年的中生代白垩纪，是地球温暖、干旱期，地壳运动、海陆变迁十分剧烈，从初期合为一体的冈瓦纳大陆，到后来南美洲、南极洲、澳大利亚相继脱离非洲，南、北大西洋出现，特提斯海使欧亚大陆与非洲分开，频繁的板块运动形成了众多海底山脉，海平面随之上升，也正是这个时期，九江出现了地垒式断块山的雏形。

距今约6500万-260万年的新生代古近纪和新近纪，地球的海侵范围逐渐缩小，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地壳运动）奠定了众多山系的雏型，这个时候地垒式断块山由雏形成为真正的地垒式断块山，即庐山正式形成了，新近纪发生了大规模的冰川活动，初步塑造了地垒式断块山的形态。

等到第四纪，板块运动已经可以忽略不计，这时候的地球开启了冰期和间冰期交替模式，地质研究结果显示，从新近纪开始，一直到第四纪大冰期，庐山经历过4次冰期，冰川的刨蚀作用在地垒式断块山的山体上，塑造了一系列冰蚀地貌景观，如刃脊、冰斗、冰窖、U形谷、角峰，庐山山体的初步地貌被塑造。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庐山，经过了数千万年才形成，从地垒式断块山的雏形出现，到真正的地垒式断块山的形成，再到山体地貌的被塑造，不仅是地球内力作用下的板块运动，也不仅是冰川运动时冰川的刨蚀，还有后来一两万年的流水侵蚀。

庐山在距今一万年以来，降水十分丰沛，现今的庐山一年中近170天为雨天，年平均降水量1900多毫米，流水的强烈侵蚀不仅改造了地垒式断块山原有的构造地貌，还改造了冰川刨蚀后的冰蚀地貌，比较明显的就是刃脊变成了奇峰巉岩、U形谷成了新的峰谷或峡谷，庐山上断崖、峭壁出现，在丰富的水系加持下，瀑布也随之形成。

板块运动产生庐山，冰川运动塑造庐山地貌，水体运动改造冰川地貌，三大运动下来，庐山才有今天的面貌，才有诗词大家作品中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文人墨客为何偏爱庐山

在文人墨客书写庐山之前，庐山传说是修道求仙之山，匡俗（一说为匡裕）先生在这里得道成仙，庐山因此得名匡山，也称匡庐，宋时因避宋太祖赵匡胤的讳，遂而改为“庐山”。 修道求仙之事自然是无法考证的传说，但庐山进入文人墨客的眼球，确切时期应该晋朝之后，原因无他，西晋之后中原大地及北方处在十六国、北朝更迭的战乱中，第一次“衣冠南渡”发生，江州（今九江）作为“吴头楚尾”的战略要地，自然是南迁人士的最初落脚地区之一。

此后，还有几次北人南迁，九江依然成为人们最初的落脚地之一，或者作为中转站。晋时南迁到江州的，不仅有士人，还有佛教的高僧大德，庐山山麓清幽的环境，无疑是他们最偏爱的地方了，从西林寺肇基，到东林寺慧远开创净土宗，及至南朝梁，庐山山麓已经是禅林广布了，慢慢的庐山就逐渐被人们重视了。

在古代，水路是十分便捷的交通方式，大运河修成之前，从中原地区到岭南，最好的路程是南阳盆地-汉江-长江-湘江-灵渠-漓江-西江；大运河修成后又多了一条前往岭南的好路程，即大运河-长江-鄱阳湖-赣江-梅关-北江。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南方经济发展超过北方，沿长江的城池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南下北上、西来东往，九江正位于十字路口之上，地理位置如此优越，成了人流中转站，迁客骚人自然能在此汇集，随后才走向不同的方向，五代之后的九江已经不是白居易诗中的“终岁不闻丝竹声”了。

综合上面的原因，庐山不被文人墨客偏爱就说不过去了，或许不是真心偏爱，但经过九江想必也希望留下自己的作品吧，从本身就是浔阳人的陶渊明，到南朝梁昭明太子，到唐时的李白、白居易，到宋时的苏轼、王安石、周敦颐、黄庭坚、陆游、朱熹，再到近现代的康有为、胡适、郭沫若，总共有1500余位文人墨客登临庐山，并留下4000多首诗词歌赋。

庐山的特质，让道教痕迹密布，让禅林遍布山麓，让文学巨匠喜爱，相信看过宋朝《虎溪三笑图》的人，对陶渊明、慧远、陆修静相聚庐山的画面并不陌生，这象征着儒、佛、道三家在庐山和睦相处，这背后都有庐山的数次“升级”，从宗教名山到 旅游 胜地，庐山算是历经了六次“升级”。

庐山的“升级”

奇秀是庐山固有的姿态，它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庐山从奇秀的自然景观延伸出了宗教名山、文化名山、教育名山、避暑名山、政治名山，再到普通大众都能够游览的 旅游 胜地，庐山经历了六次“升级”。

庐山的第一次“升级”，升级成了宗教名山，因为奇秀的样貌和清幽的环境，传说中的匡俗在庐山修道求仙，庐山首次出现的宗教元素，此后张道陵、陆修静也曾在庐山修道。东晋的庐山山麓，出现了第一个佛寺西林寺，随后，慧远创立东林寺，并开宗立说，东林寺成为了净土宗的发源地；到了南朝梁，庐山成了汉传佛教中心之一。

文人墨客的伶牙俐齿和诗词佳作，促成了庐山第二次“升级”，东晋末期的陶渊明以庐山为背景，创作了不少诗篇，到唐至宋，诗人和词人的名篇，让描写庐山的诗词扬名天下，庐山由此升级为文化名山。

公元10世纪中叶，南唐在京城之外的庐山山麓设立了“庐山国学”（白鹿国学），这是我国 历史 上在京城之外设立的唯一国学，也意味着庐山开始了第三次“升级”，奠定了庐山成为古代教育名山的基础；南宋时期，朱熹在原“庐山国学”处重建书院，名为白鹿洞书院，是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其办学模式被后世所效仿。

从名山到避暑胜地

庐山以避暑胜地的身份出现是晚近的事，这也是庐山的又一次“升级”。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与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不久后与江西布政使订立《九江租地约》，九江正式开埠，也意味着西方传教士即将涌入九江城南的庐山。1886年英国传教士李德立初上庐山，就对庐山恋恋不忘，19世纪末，他“大方”地花了200两白银租借庐山上长冲河山谷的800亩地皮，大方到相当于白拿地，把英国的圈地传统带上了庐山。

庐山上的长冲河山谷海拔千米，李德立认为庐山的地理条件与大不列颠岛相差无几，此处的地形、地质、地貌和潮湿、多云的气候符合他的要求，他将按照 旅游 地理的规则开发这里，作为避暑之地，把这里取名为“cooling”，这里就是今天庐山上的牯岭，这是庐山的第四次“升级”。在李德立的操作下，英、美、俄、法国的牧师、商人，纷纷来到已经初步开发的庐山牯岭，他们有的买下已建好的别墅，有的买了新的土地建屋，目的只有“避暑”。

西式别墅就像蘑菇一样在庐山牯岭“长”出来了，到了20世纪20年代，庐山牯岭已经遍布了风格各异的别墅，数量达800多幢，据不完全统计，牯岭的别墅中，中式259幢、美式185幢、英式125幢、德式17幢、瑞典式12幢、日式11幢、法式7幢、芬兰式3幢、挪威式3幢，而其余的是多种建筑风格融合，这其中名人的别墅就多达300多幢。

要成为一个避暑胜地，气候适宜、风景优美、底蕴深厚只是基础，如果基础设施不完备，无法满足人们在旅行、休养、度假中的日常起居需求，只能成为观光 旅游 地了，清凉的山要成为避暑胜地，还隔着完备的基础设施，庐山之所以能成为避暑胜地，关键就在于基础设施。

从李德立经营庐山开始，注定了牯岭成为庐山的服务中心，这里具备了道路、教堂、银行、商店、学校、医院、市政，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许许多多的山岳由于没有如此完备的基础设施，登上了之后无法长时间停留，庐山成为避暑胜地的关键就是完备的基础设施，还有如莫干山、鸡公山等避暑胜地，也可以说明这道理。

庐山上的城镇

在开发庐山牯岭之前先出现《牯岭约法》，而后成立的牯岭公司根据《牯岭约法》，对牯岭进行经营管理，他们出售土地，征收捐税，派设警察，进行市政建设。庐山成为避暑胜地，基础是独特的地形地貌和气候环境，要把这基础条件转化为附加值极高的避暑胜地，适度进行 旅游 开发就能达到这目的，而 旅游 开发的前提是顺应既有的地理条件。

牯岭公司依据《牯岭约法》，顺应牯岭既有的地理条件，依照牯岭的地形和水系对即将开发的避暑胜地规划、建设了纵横交错的道路，沿道路植树、立路灯，沿溪流种植树木，而且还规定了在3.7亩的标准地块上只能建一幢别墅，使牯岭的别墅密度保持在15%以下，这些要求其实就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也与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相符合。

多年之后，牯岭成了闻名于海内外的“云中山城”，来到这里居住的不仅是传教士和商人了，还有文人雅士和政治人物， 20世纪中叶之前，牯岭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国民政府的“夏都”，每到夏季，民国的政府官员和外国公使会云集牯岭。1936年元旦之时，中国政府正式接收了牯岭避暑地，1937年两党在这里谈判，促成了全民族抗日，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中国战场；在解放后的 历史 岁月中，庐山牯岭曾经举行多次会议。这时候的庐山，完成了第五次“升级”，庐山成了政治名山。

庐山下的江湖，给庐山带来源源不断的水汽，它们要么成云致雨，要么成雾，让庐山上时常云雾缥缈，让牯岭时常被云雾环绕，从长冲河山谷，到避暑地，再到牯岭成为“云中山城”，今天的牯岭是庐山上的一个城镇了，其规模已经远大于李德立经营时的牯岭了。牯岭镇三面环山，一侧面临峡谷，主街上商店鳞次栉比，足以满足游人各项需求，与庐山下的城镇所发挥的功能相差无疑，更何况牯岭镇是美丽、别致的、公园式的城镇，比山下的城镇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庐山的第六次“升级”，平民百姓都可以到这里一览它的风光、聆听它的旧事。

庐山的自然风光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但庐山更吸引人的地方无疑是它的故事，从板块运动形成断块山、冰川和水体运动塑造山体地貌，到儒释道相聚庐山、文人雅士赞颂庐山，再到牯岭成为避暑胜地，庐山的每一次“升级”都伴随着一系列的故事，无论是自然地理，还是人文 历史 ，这些故事都记录在奇秀的山石、灵动的草木、风格迥异的别墅上，通过文人雅士的伶牙俐齿和诗词佳作就扬名天下，如此的避暑胜地，谁人不识！

参考资料：

方言是如何形成的?

据《中国语言地图集》（朗文出版社，1988）的分类法，现代汉语方言第一层次分为十大方言，即官话、晋语、吴语、徽语、闽语、粤语、湘语、赣语、客家话和平话。对其中晋语和平话在方言系属上的地位，还是有争论的，反对者的意见认为，晋语是官话的次方言，而平话是粤语的次方言。先简略地谈谈汉语各大方言是如何形成的。

1）．吴语

据《史记?吴太伯世家》，周太王的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让贤，南奔至今江苏无锡、苏州一带。这是见于史籍的第一批移民吴地的北方汉人，他们带来的是三千年前渭水流域的汉语。吴语作为一种独立的方言，在《世说新语》、《颜氏家训》等南北朝时代的文献里，已经有明确的记载。吴语在地理上是从北向南扩发展的，最初形成于无锡苏州一带，然后扩散到浙北的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继而进入浙江中部、南部和西南部。历史上北方汉人移居吴语区有三次大浪潮：第一次在三国时代，孙吴时代对江南的开发和经营吸引了大批北方移民；第二次在两晋之交，北方人不仅因战乱逃难，大量移入江南的宁镇地区，而且越过钱塘江，深入到浙东；第三次是在两宋之交，北方移民不仅造成后世的杭州方言岛，而且继续大批南下，在浙南的温州地区定居。历代北方移民带来的方言与吴语区原住居民的方言相融合，逐渐形成现代吴语。

2）．湘语

先秦诸子、汉扬雄《方言》、汉许慎《说文解字》和晋郭璞《方言注》屡次提到楚语，楚语的使用地域：荆楚、南楚、东楚、荆汝江湘、江湘九嶷等。这些地方相当于今湖南、湖北。楚语在晋代以前的汉语方言中是非常突出的。据《世说新语》豪爽篇和轻诋篇的有关记载，对于当时的北方人来说，楚语的可懂度很差，听起来像鸟鸣，不知所云。古湘语的最早源头应该是古楚语，但是因受历代尤其是中唐北方移民带来的北方话的冲击，现代长沙一带的湘语，反而跟官话接近起来，较古老的湘语特征应保留在南片湘语中。

3）．赣语、客家话

赣方言和客方言的核心地区在江西以及与之邻接的闽东和粤北。今江西一带在汉扬雄《方言》、汉许慎《说文解字》和晋郭璞《方言注》里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方言地名出现过，其地在《方言》中包含在“南楚”或“吴越扬”之中，在《说文解字》中包含在“吴楚”之中，在《方言注》中包含在“江南”之中。可见其地独立的方言特征并不显著。古江西在地理上被称为“吴头楚尾”，在赣语和客家话形成以前，古江西方言可能是一种兼有吴语和湘语特征的混合型方言。唐初大量北方移民进入赣北鄱阳湖平原。这些移民的方言和古江西方言接触形成最原始的赣语。中唐和晚唐陆续到来的北方移民，从赣北深入到赣中和赣南，赣语进一步得到发展。北方来的客家人起初定居在赣语区，于宋元之际西移至闽西和粤北。他们原来所使用的赣语与赣东南、闽西和粤北的土著方言相交融，于元明之际，形成客家方言。

4）．粤语

据《淮南子》，秦略扬越，出兵五十万，越平，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东汉初马援出征南越，其士卒多留越不归。又据《通鉴》载，东汉末士燮为交趾太守，兄弟雄踞两粤，中国人士多往归之。宋代因北方辽金的侵袭，大量汉人南下广东避难。这些新来的移民被称为客户。据《北宋元丰九域志》载，客户占广东总人口的39%。看来正是宋代的移民带来的北方方言最后奠定现代粤语的基础。宋代朱熹《朱子语类》一百三十八云：“四方声音多讹，却是广中人说得声音尚好。”这说明宋代的粤语语音比较符合当时中原的标准音。清代音韵学家陈澧《广州音说》云：“广州方音合乎隋唐韵书切语，为他方所不及者约有数端，余广州人也，请略言之。”他指出广州音有五条特征与切韵音相合，如四声皆分清浊、咸摄韵尾不与山摄混读等。所言甚是。看起来正是宋代的移民带来的北方方言最后奠定现代粤语的基础。

5）．闽语

第一批汉人入闽时代应是西汉末，当时中原政权在闽地设置了第一个县，即冶县，地当今福州。两汉间第一批入闽的汉人可能是从吴地去的。吴地人民大规模入闽应在汉末、三国、晋初的百年之间。移民入闽有两条路线，一是从海路以冶县为中途港在沿海地带登陆；二是从陆路移入闽西北。为了安置移民和行政管理，政府在沿海地区新置罗江（今福鼎）、原丰（今福州）、温麻（今霞浦）、东安（今泉州）、同安五县；在闽西北新置汉兴（今浦城）、建安（今建瓯）、南平、建平（今建阳）、邵武、将乐六县。由于沿海地带和闽西北的移民来源不同，加上长期以来沿海地区和闽西北交通不便，至今这两个地区的闽语还是有明显的差别。到了唐宋时代闽语作为一种具有明星特征的独立的大方言才最后明确起来，为人所注意。“福佬”这个代表闽语居民的民系名称，最早也是见于唐代文献。宋太宗时，福建泉州南安人刘昌言曾任右谏议大夫，时人“缺其闽语难晓”而不服。

关于徽语形成的历史，由于缺少研究资料，无从深入讨论。从方言的特征来看，大致可以认为它的底层是吴语，或者说它是从吴语发展而来的。

狭义的汉语方言可以不包括官话，所以上文未予讨论。从上文的讨论可知，中国南方的吴语、闽语、粤语、湘语、赣语、客家话这六大方言，从方言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吴语、粤语、湘语、赣语是从北方方言直接分化出来的，闽语和客家话则是次生的，即是分别从吴语和赣语分化而来的。从方言形成的历史层次来看，吴语和湘语为最古老的一层，粤语其次，赣语最晚。

方言的据点式传播和蔓延式扩散

人口迁移是方言形成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原居一地的人民，其中有一部分人迁移到别地，久而久之形成与原居地不同的新方言，这是很常见的，例如部分闽人离开福建，移居海南岛，形成新的闽语（闽语琼文片）。

汉语的几大南方方言的初始原因即是北方人民迁徙南方。秦汉之前，长江以南是百越所居居地，《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曰：“自会稽至交趾，千八百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百粤”即“百越”。字异义同，《史记》写作“越”，《汉书》写作“粤”。

北方人民移居南方的方式大致是，先在交通要津建立大的居民点，然后在乡下合适的地点，建立较小的居民点，再向四野逐步蔓延扩散。北方汉语也随之向南方各地传播。起初只是在汉人居住的城邑里通行汉语，广大农村仍是当地土著民族语言的天下，后来才渐渐通过杂居等途径扩散。其情况正如《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载：“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唐代柳宗元贬官广西柳州，所著《柳州侗氓歌》载：“愁向公庭问重译”，可见当时柳州一带土著民族的语言还是相当流行的。这个渐进的过程从汉代开始连绵不断，至今在西南地区仍在继续。例如，就浙江而言，这个过程从秦代开始，一直到明末才结束。但就广西的大部分地区而言，这个过程远未结束。目前的一般情况是，在城市和县城里，使用官话或粤语，在城镇里使用平话（一种汉语方言），在广大乡村还是使用壮语。

从历史行政地理的角度来看，北方汉人移居南方的过程是分两大步，第一步是县的建置，即在汉人集中的居民点建立一个县（母县）；第二步是县的析置，母县人口增加到一定数量。就将部分人迁移到附近的地方，建立新的居民点，即子县。在一个县的内部，县城是最大的居民点，随着人口的增加，又在乡下建立较小的居民点，即镇，镇下则有村。北方的汉人和汉语就是随着县的建置和析置在南方落脚和扩散的。来源于同一母县的子县，其方言自然也较接近，甚至在现代仍属同一次方言区。因为一则方言来源相同，二则来自同一母县的子县，因人文和地理的关系，其人民往来较多，方言容易保持一致。例如西汉在浙江中部今台州一带建置回浦县，三国时代析置天台，东晋又从天台析置仙居，唐代再从回浦析置黄岩，明代再从黄岩析置温岭，三门则是1940年从台州（即古回浦）析置的。上述天台、仙居、黄岩、温岭、三门都是从同一个母县回浦析置的，至今这些地方的方言仍较接近，在吴语内部自成一个次方言区，即台州片。

历史行政地理与方言地理的关系

中国的地方行政区划及其管理制度，论历史之悠久、区划之严密、管理之有效，都是世所罕见。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农业社会，除非战乱或荒灾，一般人都视离井背乡为畏途，在升平时代活动范围大致限于本府之内。这样的文化背景使历史行政区划与汉语方言区划，尤其是次方言区划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旧府、州（二级政区）为单位，方言内部有较大的一致性，各省都有这样的例子。如江苏省的徐州府、福建省、广东省内部的方言界线。就南方方言而言，方言区或次方言区的界线有一大部分甚至可以上溯到南宋时代二级政区的境界线。如从唐代开始，徽州（唐宋时称歙州）就下辖六县：绩溪、歙县、休宁、黟县、祁门、婺源，一直到清末没有变动。今安徽和江西境内的徽语也就是分布在这几个县市。今江西的婺源，其方言属徽语，其行政区划唐代以来即属歙州（后称徽州）。行政区划对方言区划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别的人文地理现象。从普遍方言地理学的观点来看，行政地理对方言地理多少会有些影响。但是没有别的国家的行政地理对方言地理会有如此深刻的作用。

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同属一府的县往往是从相同的母县析置的，方言的源流本来相同。例如浙江温州府的几个县，其最原始的母县都是西汉时的回浦（今临海）。由回浦析置永宁（东汉前期）和瑞安（三国），由永宁析置平阳（晋）和乐清（晋），由平阳和瑞安析置泰顺（明）。

第二，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里，“府”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地域，在升平时代一般百姓常年生活在一府之内，不必涉足府外，即可安居乐业。除赴考、经商、游历之类不寻常的事外，稍大的事皆可在县城或府城解决。所以一府之内的方言容易自成体系，与外省有别。而府城是一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其方言自然是强势方言。在一般明清时代的县志里，常常会提到方言视府治为重。例如嘉靖《上海县志》说：“方言语音视华亭为重。”上海县属松江府，华亭为松江旧名。府城的强势方言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是维系全府方言一致性的重要因素。